进村分垃圾第4年，大家好奇她怎么还没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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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从来不指望，凭一己之力能改变世界，“这不现实”，她也不期待，一个社会治理过程会是完美的，“我们需要一步步来”。
在江西上饶车站，随处能看见“创国家卫生城市，建大美健康上饶”“垃圾不落地，上饶更美丽”等标语，街道也确实如洗过一般干净。
我走出车站，扬手拦下一辆出租，准备到东阳乡政府接上陈立雯。那天，她戴了一对银色耳环，素面朝天，一头短发显得干净利落。车子行至203县道（浙江和江西交界处）时，她突然指向窗外：“当你看到每家每户门口，有1个黄色和1个绿色的垃圾桶，就到东阳乡了。”
| 东阳乡一户人家门前，摆着一黄一绿2个垃圾桶。
3年多前，陈立雯留学回国，创办了环保组织“零废弃村落”，先后去过河北、广东、浙江等地的农村，推广垃圾分类。2018年年末，东阳乡成为第6个农村试点。
进村分垃圾，过程并不容易。人们常说：城市都还没做，为什么要到农村分垃圾？陈立雯却很笃定，“问题已经很严峻了，分什么城市和农村啊，只是地域的不同”。
2019年5月，一场垃圾分类动员会，在田青铺村村委前举行。台下齐刷刷坐满了男女老少，他们好奇地探头，望着台上的黄绿垃圾桶。
驻村的东阳乡武装部部长刘潇拿起话筒，提问道：“你们去上饶怎么去啊？”
底下有人说：“我开车去。”还有人说：“我坐车去。”
“那要不要花钱呀？”刘部长又问。
“要花钱！”底下回答得很干脆。
“你知道吗，”刘部长说，“我们的垃圾也是坐着车去上饶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垃圾分类，这样的话，我们的垃圾就不需要坐着车，花那么多钱去上饶了。”
底下哄笑一片。
| 东阳乡标语
田青铺村是东阳乡第11个启动垃圾分类的村子。在此之前，包括田青铺在内的乡民们，几乎没有“垃圾处理”意识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垃圾是被随意丢弃在房前屋后的，一到雨天，河道便形成一块块“塑料垃圾岛”。
2014年，乡里尝试过将垃圾集中焚烧，每两个村子之间建起一座焚烧炉，后来，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来了，说要“淘汰不符合卫生标准的焚烧处理方式”。焚烧炉又被逐一拆除，无处安放的垃圾，开始送往60公里外的上饶市填埋场。直到近年，市填埋场的容量逼临上限，负责人告诉东阳乡乡委，“你们的垃圾再拉过来，我们就不收了，收不下”。
陈立雯团队的到来打破了僵局。2018年9月10号，在河北保定党校，陈立雯和“零废弃村落”受邀分享垃圾分类经验。教室里坐了上饶市12个县市区主管环境卫生的领导，听完陈立雯的介绍，3个县区的领导举了手，都想邀请她去指导垃圾分类。其中一位叫陈国健，是上饶市广丰区农业农村部时任部长。
“你看能不能找一个乡镇，我们锁定一个？”陈立雯问。几乎没有犹豫，陈部长说，你来东阳乡吧。
| 东阳乡位于江西省最东边，至今仍保留了很多特色古建筑。
在东阳乡，提起陈立雯，人们更习惯称她“陈老师”。
在大家印象中，陈老师是“海归双硕士，从北京来的”。到东阳乡后，她才搞清楚南北土地的差异——在她河北老家，霜冻期过后，就不能种东西了，可东阳乡一年四季都能种出东西来；口味清淡的她，自从来到江西之后，也渐渐能吃辣了，当然，她最爱的还是面食——作为一个地道北方人，如果一天没吃面食，她绝对会浑身难受。
| 工作中的陈立雯
陈立雯来自河北沧州一个名叫“西蔡”的平原乡村。她从小看着父母侍弄土地，看着粮食生长，后来她坚定认为，正是这些贴近土地的记忆，促使她走上了环保之路。
从天津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那年，陈立雯并未如父亲所愿去当一名英语老师，也拒绝了广东某大学的面试邀请，而是去了一家名为“北京地球村”的环保组织工作。
2006年春节是影响她职业选择的重要转折点，她在电视上看到访谈节目《天下女人》，节目里，“北京地球村”的创始人廖晓义分享了中国的环境问题，陈立雯深受震撼，研一的寒假，她开始查资料，自学环保知识，做志愿者。
初时，她的梦想是做生态保护，去热带雨林或者草原。2009年成为全职环保人后，想法变了。在 “北京地球村”期间，她组织过大量公众讲座，有时带大家去观鸟、认植物，有时带大家去看垃圾处理现场——那里几十米高的混合垃圾堆成山，令人触目惊心。陈立雯几乎每年都会去北京阿苏卫参观，那是北京北部最大的垃圾处理基地，每天会有3000多吨垃圾倾倒于此，隔年再来，填埋堆体会肉眼可见地变高。
| 在垃圾中转站检查分类工作
2016年，陈立雯去了地处北京海淀区和门头沟区交界的大工村焚烧厂，1小时的参观过程中，垃圾的恶臭让她头疼恶心。她走访过全国近30个垃圾焚烧厂，知道这种味道应该是混合垃圾在暂存池发酵时产生的异味。那天离开的路上，她碰上一名工人，对方告诉她，“今天还算好点的了”。
更令陈立雯忧心的，是垃圾焚烧衍生的二次公害。炉渣、飞灰、废水、废气，将会进入空气和水，最终携带大量致癌物和重金属，抵达人体。2010年，江苏海安县发生了中国第一起垃圾焚烧致病案，村民谢勇的家距离焚烧厂只有190米，他的儿子谢永康在2008年出生后，很快被诊断为脑瘫。陈立雯向海安县环保部门申请了信息公开，对方却觉得她在胡搅蛮缠。之后几年，她干预过的10多个案例，都无一讨到说法。
奥运会之后的2009年，新一轮垃圾分类开始了。北京东西城区配置了专用厨余运输车，陈立雯以为，垃圾分类要来了。直到第二年，她去大屯垃圾转运站调研，才得知这里的垃圾还都是混着的。
| 路过一户人家，陈立雯掀开垃圾桶，检查垃圾分类情况。
期待的垃圾分类一直没有到来，在环保领域工作的第7个年头，陈立雯离开一线，先后去了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、美国南加州大学，研究中国垃圾分类和回收史。期间，她开始思考农村垃圾分类的可能性。人们常说：城市都还没做，为什么要到农村分垃圾？陈立雯却不这么认为，“问题已经很严峻了，分什么城市和农村啊，只是地域的不同”。
她一一列出搞农村垃圾分类的理由：首先，农村有土地，垃圾分类后，占垃圾总量50%的可腐烂垃圾，能就地堆肥，实现循环；加上农村是熟人社会，能挨家挨户上门宣传，在村委的长期监督下，村民培养起来的分类习惯，也许能保持得更久。
更重要的是，多年的调研告诉她，但凡有垃圾焚烧厂的地方，垃圾分类几乎都停留在形式上，焚烧厂一旦建起，出于经济考虑，只会要求垃圾增量。反观大部分中国农村，在垃圾管理上，还是一片空白，这些还没被“烧”到的地方，也许还有“做事情”的空间。
这样想着，2017年夏天回国后，陈立雯一头扎进了农村，开启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试验。
| 从2012年开始，每次回老家，陈立雯都会将家中厨余，单独分出，让它们堆肥回田。
“哇，这个地方空气太好了。”到东阳乡的第一天，陈立雯立刻被新鲜的空气震撼。
东阳乡位于上饶市最东边，是江西省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。放目望去，山岚青翠，溪水潺潺。尤其是被评为“美丽乡村”的龙溪村，还延续着天然的生活方式——走在乡道上，能看到河间嬉戏的鸳鸯，和赶着成群鸭子的老人。
这样的村貌，无疑是东阳乡的优势，相比其他农村，这里已经有垃圾收运体系（指统一收集、运输、填埋），房前屋后，不见陈年垃圾。然而，要想真正实现垃圾分类，依旧困难重重。
| 龙溪村的小桥流水，赶鸭人家。
12月初，天上飘了雪。陈立雯穿上一条羽绒裤进村调研。一路上，看到的情况让她隐隐担忧：“这边的路弯弯绕绕的，地势还特别高，收垃圾的车根本进不去，垃圾怎么收？”
同样的问题，她在河北南峪村也遇到过。当时收垃圾的是台电三轮，上坡时马力不足，兴许，换上一台“大力神”牌汽油三轮摩托，问题才能解决。然而，“大力神”售价6400块，那几年，村委忙于发展和修路，拿不出一分钱。情急之下，陈立雯想，“要不找大力神厂家，或者代言大力神的歌手阿宝捐一辆？”后来发现，既找不到他们的网站，也不可能联系上阿宝。最后，钱还是她和团队自己掏的。
好在这回，龙溪村的收运人员灵光一现，想出了办法：收垃圾时，他们带上2个小桶，碰到车进不去的地方，就提桶走到村民家，接过垃圾，再往外倒。
2018年12月中旬，龙溪村一处山脚下，建起了一座50来平米的堆肥场，考虑到江南多雨，上面还搭了防水顶棚。
在农村分垃圾，陈立雯遵循“干湿分离”的原则：黄桶收集塑料、烟头、卫生纸等“干垃圾”，绿桶收集果皮、菜叶和剩菜等“湿垃圾”。每隔一天，骑着三轮车的收运人员会定时出现，黄桶的“干垃圾”，由清运车送往上饶，填埋处理；绿桶的“湿垃圾”，则送到村里的堆肥场，经过4次翻堆，1个月左右，腐熟成肥，变成土地的颜色，老百姓需要，可以来挑。
| 龙溪村的堆肥场
正式动员是在12月16号，地点是龙溪村的祝氏祠堂。村民得知村里请吃酒席，还能免费领2个垃圾桶，家家户户都派了代表到场。祠堂里，整齐地码放着一排排小桶，村民们看到，桶身和桶盖上，都用马克笔，写上了自家的名字。这是村委在陈立雯的指导下写的——在老家推广垃圾分类时，父亲曾教给她这个方法，“桶上写了自己的名字，村民对垃圾分类会更上心，而且一拍照，就能知道是哪一户没分好”。
| 写有村民姓名的垃圾桶
动员大会前还有一个重要步骤：撤“大桶”。公用的大垃圾桶，24小时都能投放垃圾，无从监管，如果不撤走，村民们肯定不会用2个小桶，在家里也就不会分类。这是陈立雯曾在南峪村得出的经验。
于是，一夜间，街边的大垃圾桶被全部撤走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黄一绿两只小桶。最初，这么做引来了一些不满，有人拿着新的小桶，语气愤怒：“哎，你快把我们那个大桶弄回来，这么小，怎么丢垃圾呀？”
陈立雯解释：“我在别的地方试过，小桶完全没有问题。”对方还是不买账：“你赶紧把大桶弄回来。”这个情况，她在北方还没碰到过，“这个地方的老百姓还是蛮厉害的”。直到后来，村民们发现小桶也能丢垃圾，反对的声音才渐渐少了。
| 曾经的垃圾投放点，如今已撤掉公共垃圾桶。
类似的抗拒和不理解还有很多。一次，陈立雯跟着村委到龙溪村上户检查。有户人家一看见检查队伍来，就急急把门带上：“你不要跟我讲，我家里面有个老人要照顾，我很忙，我没有时间做垃圾分类。”村委上过几次门，但无论如何，都做不动他的工作。
碰到这样的钉子户，陈立雯建议村干部：你就放过好了，不要跟他较劲。几年下来，她已经习惯了应对困境，被拒之门外，不过是家常便饭。
钉子户毕竟是少数。两周过后，大多数村民都学会了正确分类：猪能吃的，扔进绿桶，猪不能吃的，扔进黄桶。每次去堆肥场，陈立雯都会碰见几个过来担肥的老人，从一位老人口中得知，他种了很多菜。
| 东阳乡仍有不少人家在种地。
2019年3月22日，垃圾分类来到第4个村庄，湖口村。动员会当天，陈立雯特别提到最近的新发明：“在之前的村子，如果垃圾分错了，大家要用手去捡，就有点脏。”说着，她垃圾桶里抽出1只竹夹子：“用这个，就可以把果皮里的餐巾纸和塑料袋夹起来，环保又实用。”
夹子是竹篾做的，东阳乡有连绵的竹林，老人们用削下来的竹篾，做成手工制品，陈立雯觉得，这是替代塑料的好材料，最近，她打算把垃圾桶也换成竹制的，“因为垃圾桶本身也是塑料，需要慢慢地解决这个问题”。从更大的愿景看，她的目标是100%，实现“零废弃”。
| 管村中学的教室，设置了可回收垃圾投放点，其中就有竹制的回收桶。
我到东阳乡采访陈立雯时，垃圾分类已经在12个村全部推开。从上户检查的结果看，9成的村民都能做到正确分类。如今，东阳乡每天送往上饶的垃圾，从原来的9吨减到了4吨，每年节省下来的清运费用，达到40万。
| 两年时间，陈立雯和村民们逐渐熟稔起来。这天，村民祝阿婆送给她一袋自家种的红薯。
试验初有成效，村民们不像一开始那样抗拒了，很多人跟陈立雯说，“这个事情就应该这样做，挺好的，越来越干净”。
然而，陈立雯心里很清楚，东阳乡要面临的真正难题，才刚刚开始。
2019年10月20日，陈立雯套上朋友送的二手夹克，挎上帆布袋，去广场等候前来学习东阳乡垃圾分类经验的外省领导。自从东阳乡试点建立后，不断有人前来取经，尤其是在2019年，上海的垃圾分类引起了全国热，从各地来的人一波接一波。
一辆商务车停在广场前，4个男人陆续下车，逐一上前和陈立雯握手。最后一个下车的较年轻的男人，快步流星地举起手机拍照。
陈立雯走在前面，一边引路，一边介绍起东阳乡的情况。她提议去堆肥场看看。10分钟后，车子停下。一行人陆续下了车，向堆肥场走去。堆肥场里，两个堆体已经变黑，另外一个颜色还很新鲜。陈立雯指着不同颜色的堆体，介绍起堆肥场的管理情况。较年轻的男人，依旧前前后后跑着，选择最佳的位置，举起手机拍照。
参观了一圈后，领导们又上了车。商务车行驶在去往管村的公路上，道路两旁的青山、田地里耕作的农民、吃草的羊群往后倒退。一个领导似乎还在消化堆肥场的知识，另一个领导打破了沉默，问陈立雯：“你觉得农村搞垃圾分类最难做的工作是什么？是村委还是老百姓？”
陈立雯给司机指了指路，紧跟着解答领导的疑惑：“村委呀。垃圾分类的障碍向来不在老百姓。”说完，她笑了起来。
这个结论，源于她多年的实践经验，至今，她还记得那次惨痛的教训。
2018年10月，陈立雯回到老家西蔡村准备推行垃圾分类。有了之前3个村子的经验，她满怀信心，觉得家乡“可以做了”。另一个强烈驱动是，离家近20年，她坚定而迫切，想要为家乡做点什么。
西蔡村所在的献县，从2018年才开始农村环境整治，然而问题早就出现了——千禧年前后，陈立雯离家外出上大学，与此同时，村里的机械化程度不断加快，年轻人开始脱离农业种植，外出务工。一些村民家里不再养猪、牛、鸡、鸭，泔水没了去处，有机肥没了来源，越来越多的食物需要到商店购买。村里原有的两个小卖部，扩大到2层楼，商品和城里的小型超市没什么两样。2005年前后，塑料袋、塑料瓶开始大量出现在货架上，大包小包的商品，都是人们用塑料袋拎回家的。
村子内外的坑洼处，渐渐成了“约定俗成”的垃圾倾倒地，等到2011年陈立雯回家时发现，儿时戏水的坑塘也成了垃圾堆。等到她要回家做垃圾分类那年，沿着村子走了一遍，村里的角角落落，早已塞满陈年垃圾。
在西蔡村，最初的“撤桶”很顺利，“因为我们都讲一样的方言，不需要讲普通话，也不需要担心被拒之门外”。两三周后，有50%的村民接受了垃圾分类，尤其是那些住在垃圾堆旁、深受其害多年的村民，分得特别好。
一位从小看着陈立雯长大的婶婶告诉她：“这是好事。”有时，村民们看见她挎着竹篮子去超市买东西，还会主动询问：“你的竹篮子在哪买的？我也要一个。”
这些令陈立雯备受鼓舞。
经历过最早南峪村的大包大揽后，她意识到，大多数村民很快就能养成分类的习惯，但要想保持下去，离不开基层政府的深度参与。在西蔡村，她从一开始就尝试让村委走上一线，然而，从始至终，都没有得到配合。
10月的一天，陈立雯和村委书记坐在客厅里，聊起了前期准备的进度。
“你看，桶也来了，车也来了，粉碎机也有了，其实堆肥的地方可以先建起来。”在那时一个新闻网站拍摄的纪录片视频里，我看到陈立雯小心翼翼，询问对方的意见。
书记点起一根烟，默默听着。听说要建堆肥场，他抓抓耳朵，问道：“你准备搭多大一片啊？”
“一亩肯定能够。”陈立雯说，接着，在桌子上比划起堆肥场的位置和布局。
书记望向窗外，又望回来，眼神直直望着陈立雯，又吸了一口烟。一个星期后，陈立雯走路来到村东头，一排高大的行道树下，用来建堆肥场的砖块，依旧散落在地上，几乎要风干了。
很多时候，她力不从心。垃圾分类正式启动后，她让村委书记做老百姓的工作，去喊喊大喇叭，对方拒绝，理由是，村里要扫黑除恶和扶贫，“没空儿”。一次跟车收垃圾时，收运人员漏掉了一趟街，陈立雯想把他喊回来：“这边也有，等一下。”对方充耳不闻。她愣在原地，望望那趟漏掉的街，又望望远去的三轮车，茫然无措。
调动不了村委，就只能自己动手。喊大喇叭、跟车收运、上户做宣传教育，这些事，都由陈立雯亲自操持。这个过程，带给她的并非成就感，而是挫败——过往的经验告诉她，光靠她和团队往前冲，没用。这情形，“相当于又回到第一个村”，在那里，垃圾分类在第3个月就出现了反复。
那天回到家，陈立雯在饭桌上，和团队复盘一天的工作，说：“接下来一周可能都会像今天这个样子。”言下之意，她想让大家做好打硬仗的准备。父亲陈连香是个热心人，一直帮女儿出谋划策，听陈立雯这么说，他提出意见：“你不说给他（好处），他就不给你分。”饭桌那头，陈立雯一下变了脸色，她神情严肃，纠正父亲：“你要搞清楚这个关系，不是他给我分。”
工作引发的父女矛盾越发频繁。垃圾桶发脱销了，陈立雯个人掏了600块钱，陈连香心疼，多说了两句，父女俩就吵起来了；有次，陈立雯要出差，陈连香想送她，她不让，害怕一开口，没准又要吵架。
“突然有一天在父母的眼皮子底下工作，他本来就不满意你做的事情，因此催生出很多的家庭矛盾。”事后回想起来，陈立雯心有余悸。那段时间，父亲几乎是被两种声音包围，一种声音说，“回来做这个事情挺好的，回馈家乡老百姓”，也有村民在私下说，“上了那么多学，做点什么不好”。
2019年4月，两只大垃圾桶重新出现在村南头，有人往里面倒混合垃圾了。陈立雯心一沉，找到垃圾收运企业质问：“为什么又出现这个问题？”对方的理由是：“大家乱丢垃圾。”两个月后，她再次回访，发现垃圾分类彻底失控——分好的、没分好的垃圾，到了收运人员这，都一股脑汇到了一起。对方告诉她，这是村委的意思，时值夏天，吃西瓜的季节，瓜皮水分多，不适合用来堆肥，村委大手一扬：不分了，混着收。
忍着内心的焦急，她尝试和乡政府、县级政府主管部门坐下来沟通，无果——自从想做垃圾分类的乡党委书记调走后，就没人管这事了。当时河北省环境厅的副厅长听了她做的电台节目，提出和她当面聊一聊。陈立雯满心欢喜，“天呀，也许有一个人从上而下，能够某种程度解决这个问题”。但聊过以后，也没了下文。
村里不管，收运企业不管，乡里也不管，面对这个结果，用孙立雯自己的话说，“比在别的地方更痛苦。”之后一段时间，她不愿出门见人，觉得对不住乡亲，“你会有种……哎呀天啊，特别难受，大家好像说，你看，你在家做这个事情成这个样子。”
她下定决心，终生不再回家乡做任何事。
如今，西蔡村的陈年垃圾，还在房前屋后淤积着，唯一的安慰是，之后的新垃圾不落地了，她和父亲也不再吵架。除了过年时去看看垃圾收运的情况，陈立雯不再参与什么。村里没人再提起垃圾分类，仿佛之前的一切，都没发生过。
离开西蔡村，陈立雯去深圳开了个会，之后便直奔东阳乡。这是“零废弃村落”第一次在乡镇一级展开尝试，陈立雯的目标比任何时候都坚定：“他们要学会管理，而不是你代替他来做这些事情。就像小孩学走路一样，否则，你让他们怎么独立呀？”
2019年整个上半年，东阳乡几乎都在下雨，雨水滴答滴答，特别冷，“屋外屋内一个温度，一直暖和不过来”。期间，12个村子一个接一个，开展了垃圾分类。
| 管村中学，学生用可循环使用的布袋装垃圾。
过去，陈立雯和不少基层政府打过交道，她发现，“不同地方的村委是有差异性的，长江以南的农村，环境治理比北方要超前一些”。
去浙江辅助垃圾分类执行时，她发现那里的基层人员敢于打破行政局限。一次，她在微信群里指出问题，没等群里的乡镇党委书记发话，主管人员就发表了自己的意见，这是她在其他省份没碰到过的。
跟宁波的乡镇合作时，她察觉到，他们工作效率很高，“你告诉他做什么，他就记在心里了”。但有钱的村子，也有有钱的问题——在浙江的乡镇，村委动辄就花300万买下一台并不实用的厨余垃圾处理机器；垃圾桶也是每年一换，“今年摆这样的桶，明年换那样的，做很多表面工作”——要知道，东阳乡的小垃圾桶，都用2年了。
对比其他乡镇，东阳乡的王青海书记，给了陈立雯信心。王青海学环保出身，找到陈立雯之前，曾经去浙江等地考察过垃圾分类的执行。在几次电话沟通中，他跟陈立雯表明了自己的想法。“第一是说从环保的角度，目前垃圾这样处理，是没有真正处理，只是把垃圾运走了；第二，还是有些压力，因为要不断迎接上面的检查，实际上没有办法一劳永逸；第三，他是真的想在这个领域（做点什么）。”陈立雯回忆起那次谈话时说。
| 龙溪村
在陈立雯的观察里，王书记实干、开明，称得上治理有道。垃圾分类前，他召齐村委开了个动员会，专门强调，这个工作是纳入到东阳乡的垃圾治理体系里的，必须完成。先行的村，会有经济和项目上的奖励。
起初，村委们对垃圾分类抱有怀疑，有人问王书记：“我能不能不做呀？”
针对他们的疑虑，王书记的解决办法也很直接——组织他们去了一趟上饶垃圾填埋场，“你们感受一下垃圾混合处理的臭味”。填埋场在上广公路边上，现场，200多辆垃圾车排成一列，足足排了2公里远。填埋堆体散发出的味道，就如同每一个街边垃圾桶，只不过，还要臭上千百倍。回来后，没人再抗拒垃圾分类的事了。
龙溪村是第一个开展垃圾分类的村子。起初，他们的策略是，花钱请督导员，监督家家户户的分类工作。但事实证明，村民并不买账，面对上户指导的工作人员，他们本能地抗拒：我不认识你，你凭什么管我？后来，村里换了两位女性村民做大家的工作，依旧争吵频频。“因为她们不是村委，村民还是不买账。”陈立雯说。
| 龙溪村街角，一个小型肉摊。
到了第2个试点清淤村，情况有所改变。清淤村是东阳乡最小的村子，只有200多农户，没有财力花钱雇人，村委管宝良主动举手：我自己来。
按照计划，村委需要连续工作2周，跟车收运、面对面纠正，直到村民形成分类习惯。管宝良则自发做了3周的工作，还自创了一套工作流程：5名村委，轮流值班，当值前先到自己管辖的片区查看垃圾分类情况。陈立雯感到欣慰——村委的能动性被激活了。
在一篇过往的报道里，管宝良也提到最初的困难：小桶发下去后，他去村民家检查，发现里面装的竟然是大米；还有村民，觉得村委天天“上户”，吃饱了没事干。
遇上那些不太配合的村民，管宝良有自己的策略：“大不了我就天天来你们家，吃饭或者喝茶。反正多来几次、多聊聊天。”后来，村民看见村干部有事没事翻一下垃圾桶，还亲自动手，把分错的垃圾，从小桶里拣出来，也被带动起来了。目前，清淤村是东阳乡里，效果保持得最好的村子。
自从清淤村开了先河，后面的村子也都是村委亲力亲为，但结果有时天差地别。
在大门底村，村委的沟通办法更为强硬，面对村民，几乎是命令的口吻：“你要是分不好，你那个绿桶就别想要了，我给你收走。”这让陈立雯“蛮头疼的”，如今，大门底村恰恰是垃圾分类最糟糕的村子。
在陈立雯看来，村委没耐心，其实是没理解好垃圾分类的缘故。她想尽一切办法，争取做培训，协助他们解决问题。然而，走访了几次后，她发现，有些村子，连乡政府也“拿他没办法”：“村委知道，就是你东阳乡在搞，你又不能真把我怎样，不是说跟扶贫一样，做不好的话，乡政府会被约谈或备受牵连，从而村委也会受牵连。”
2020年10月21号，是东阳乡生活垃圾分类季度考核的日子。陈立雯套上红夹克，跟着乡委考核组12人出发了。一行人坐满了3辆车，先后来到后阳村、龙溪村、陈村，挨家挨户实地检查。
这样的考核，从2019年7月，垃圾分类进行到第3个村子时就开始了。陈立雯坦言，“在这个事情上，曾经出现过很多今天干、明天不干的事儿”，理想的情况是，建立一个监管机制，应对可能出现的坍塌风险。
每个季度，乡政府的考核组会到村里，随机暗访打分。各村的结果，将计入全年的考评成绩中，按照排名，会有相应的奖惩。村委和村民之间，也有一套监督机制，每个月，村委会上户走访，检查村民的分类情况，并通过每月红黑榜，公布各家的情况。
除了龙溪村还保留着祝氏宗祠、文昌阁等特色古建外，东阳乡其他村子和大多数中国农村无异，放眼望去，是越建越高的楼房。
考核组大步朝前走，偶尔停下，围聚在垃圾桶旁，用方言讨论着什么，只有陈立雯，还是一口流利的普通话。每到一户人家，手拿考核表的干部会打开垃圾桶，查看分类情况，根据分类准确率，他用圆珠笔，在考核表上填上分数。分对了的人家，贴上“清洁家庭”的小红花；如果分错了，打分的人会告诉对方，现场纠正。
陈立雯紧随在队伍后面，一位妇女跟她反映，收垃圾的人，把垃圾混着收。陈立雯立刻眉头紧皱。和乡委会合前，她在垃圾中转站翻看垃圾桶时，也是面露难色——那里果真出现了混合垃圾。是源头分类还是收运环节出了岔子，陈立雯不能妄下判断，“要去调查”。
车窗外是管村干净的街道。陈立雯陪同外省领导们，抵达了最后一个目的地——东阳乡垃圾分类教育（展示）中心。大家陆续走进展厅，听陈立雯的介绍。较年轻的男人举着手机，对着墙上的展示一阵猛拍，很快，3个展厅参观完毕。见桌上摆着《垃圾分类在东阳乡》的小册子，领导们一人拿了一本。
“你们是个什么组织？”一个领导再次问道。
“就像我刚刚说过的一样，我们是个环保公益组织。”陈立雯耐心解释，“不断去辅导不同地方的垃圾分类，把东阳乡作为一个垃圾分类的教育基地，让别人看得到这个地方，并且推广这个地方，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之一。”
“谢谢陈老师，我们今天学习到了。如果需要什么资料，我再跟你要，咱也有你的微信，你再发我一下。”说完，几个人便急匆匆奔赴下一个行程。
接待完远道来取经的领导们，陈立雯回到龙溪村准备晚餐。作为一个吃素12年的人，做饭是一件很简单的事，在面条里放些绿叶菜，或者用蒸锅蒸些毛豆和红薯。
她身体力行地过着有节度的生活：洗菜的水，留着洗碗刷锅；十几年不买衣服，发现二手衣物变多了以后，她叫朋友别再给她送了。龙溪村附近有一条路，上面长了上百棵无患子树（江南随处可见的绿化树），一有空，陈立雯就去收集自然掉落的无患子，晾在篮子里，能用来洗头发，洗衣服。用无患子不会产生消费和污染的问题，也不涉及包装，这样，就不会产生垃圾了。
在陈立雯看来，垃圾不是凭空消失不见了。十多年来，城市的垃圾是往农村转移的，最终，它们会通过空气和水，回到每个人的餐桌上。
解决垃圾问题，还有很远的路要走，“没有一招制胜的方法，或通过某项高科技‘噌’一下就解决了。它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，需要自上而下的政策，需要所有力量的滚动，再自下而上”。
乡村是一个切入点。2019年春节，因为担心打工返乡村民会破坏刚刚展开的垃圾分类，她和团队组织东阳乡100多个孩子做垃圾分类志愿工作。“10年、20年之后，当他们走入社会，起码他会对这个垃圾是有思考的。”她从来不指望，凭一己之力能改变世界，“这不现实”，她也不期待，一个社会治理过程会是完美的，“我们需要一步步来”。
两年下来，东阳乡更干净了，村民有时会奇怪：陈立雯怎么还在这里？他们打心里觉得，这个事情，她做得挺好。
这是她进村分垃圾的第4个年头，有人因此将她和“伟大”联系在一起，但陈立雯不这么认为。“跟‘伟大’这两个字靠不上边，”她说，“看到一个社会问题，有人去面对去解决，这是正常的事，我只不过是顺从自己内心的选择，做自己想做的。”
事实上，在现阶段，风险随时可能出现。2019年1月31日，上海通过了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，垃圾分类被正式纳入到法治框架。未来某天，东阳乡甚至更广大的地区，会迎来这样的行政治理政策吗？陈立雯始终期待着。
横在面前的困难还有很多，但碰到问题就扭头不干，这不是陈立雯的性格：“我是不会被轻易地退缩的，只要这个现实当中有空间做事情，我还是想做事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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